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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民主政治进程正在悄然进行

发布时间:2021-02-22 15:59:27 阅读: 来源:过滤机厂家

中国民主政治进程正在悄然进行

[“公民”这个提法比较敏感,但我认为,我们应该为“公民”正名,因为公民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正义等概念一样,不是西方的专利,完全没必要简单地贴标签。现在提出国家治理能力要现代化,这些都是基础性内容,是需要加强的]  曾在地方做过副市长,也在大学当过教务处的处长,在不惑之年后当选全国政协常委和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。在知天命那一年,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,一干就是五年。这五年里,从两会手记以及年度建议、审议声音、调研随笔、议政网事等方面,他见证了中国实现依法治国立法层面的点点滴滴。

关注教育、关注法治、关注改革——现今已经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朱永新,12月27日,在北京朝阳区霄云路霄云里7号民进中央的办公室里,身着白底蓝条衬衫和深色西裤,接受了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的专访。  从契约和法治精神,到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,再到他所从事的教育公益事业,朱永新畅谈了自己在人大参与立法的感受。  在采访中,让记者记忆最深的一句话是,他说:“很多人对社会抱怨太多,计较太多,批评太多,但是做得太少,殊不知,当我们在抱怨的时候,已经成为恶的力量的制造者。行动,才有收获。”  民主法治进程:改革正在发生  “你问我如何感知中国的民主进程,应该从代表委员每次审议、每次调研中去看,改变是缓慢而无声的,我都写到了新书里。”朱永新表示。  朱永新所称的新书,即是他刚刚出版不久的《我在人大这五年(2008~2012)一位民主党派成员见证的中国民主政治进程》一书。  2014年12月中旬,该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,分上下两册,130万字,敦敦实实地摆在记者面前。这也是人大制度建立60周年来,第一套以个人视角系统记录履职经历和人大故事的著作。  第一财经日报:新书的标题里提到“中国民主政治进程”,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,你如何总结所感受到中国民主政治进程?  朱永新: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过程,不能操之过急,整个社会需要改良型的变化,这样才能做成事情,中国也经不起折腾,欲速则不达。  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,中国民主政治进程正在悄然进行,改变正在发生。这一点我是有信心的。  以政府预算报告为例,我一直提出很多疑问。比如专业性强,艰涩难懂,但是到了最近两年时间里,预算报告已经变得通俗易懂得多了。  日报:在新教育实验中,你为什么强调契约和法治的精神?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也是依法治国。你认为法治和契约精神对个人和社会有什么作用?  朱永新:人的本性应该是自由的,一个好的社会,应该把人自由的本质发挥到极致,但是所有的自由都是相对的,只有相对的自由才能让全社会每个人的自由本性得到释放。而相对的自由就是靠法律来制约,法律限制了个体的一部分自由,换来整个社会更大的自由。  “公民”这个提法比较敏感,但我认为,我们应该为“公民”正名,因为公民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正义等概念一样,不是西方的专利,完全没必要简单地贴标签。现在提出国家治理能力要现代化,这些都是基础性内容,是需要加强的。  这同样体现在人大的工作上,在人大五年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法律的问题,立法、执法检查等。  日报:四中全会对于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,提出健全立法机关主导、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;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。这是立法领域的巨大变革。  朱永新:长期以来,我国立法方式主要是部门立法,这与国际通行的惯例不一致。部门立法的弊端非常明显:其一,部门立法的积极性不高,因为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限制政府行为的重要途径;其二,即便是立了法,部门也有可能非常巧妙地把自己的利益放进去,把部门利益合法化、法治化,这也是四中全会特别强调需要纠正的问题;其三,部门立法还存在成本太高、时间太长的问题。  过去部门立法的惯例与我国立法机关的人力不够、专业性不强也有关系,因此四中全会才强调要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。同时,立法机构的专业性也亟待加强。  对教育立法的遗憾  日报:全国人大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是立法,你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,新书里详尽记录了这五年的工作情况。在你的印象中,自2008到2012年间,对哪部法律的制定印象最深刻?  朱永新:如果讲印象最深,或者说最遗憾,就是这五年内我国教育领域没有通过一部新的教育法。  现在我国已有《义务教育法》、《教师法》、《高等教育法》等六部教育法律,但是这几部法律普遍存在问题:  其一是法律条款过时,需要修改。伴随时间的变化,法律也要与时俱进。比如《高等教育法》规定,中外合作办学原则上是不允许的,学校法人(代表)不能由外国人做,但是这些规定在事实上已经或者变相突破了,这说明有些法律条文已经不符合国情了,如果法律不能及时修改的话,就会影响法律的权威性和适用性。  其二,这些教育领域的法律在过去几乎没有判例。我们知道,法律的生命力和法律的活力就是看条文在多大范围被应用。在过去,违反《义务教育法》的案件很多,比如贵州5名流浪儿童冻死垃圾箱事件,但没有人用这部法律去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  其三,我国大量的教育问题还没有法律,如《考试法》、《学校法》等,立法步伐还需加快。  日报:为什么与教育法有关的司法审判判例少,在司法中应用不多?  朱永新:根源在于,从宏观上说,我国有法不依、违法不究、执法不严、无法可依的情况同时存在。  就教育法而言,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明确执法主体。比如违反《义务教育法》,谁来执法?没有明确执法主体,就没人承担这个责任。其次,监督缺位。  前面提到的立法和修法的问题,正在逐渐改善。  2010年7月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颁布实施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0~2020)》,提出我国到2020年,要实现“六修五立”。  当然,光有决心还不够。我也在人大讨论过,这一届人大要实现“六修五立”,量大、难度也大。  做公益的“三不”原则  2000年,朱永新发起的新教育实验正式启动,他一开始就把这项实验定位为民间教育实验。其最大的特征是,虽做的是教育改革,但在这场实验中没有一分钱官方拨款,完全是民间运作筹集。  最初的费用来源是朱永新个人的稿费和讲课费。因而,从实验一开始,质疑者们就怀疑这个缺乏造血功能的“行为艺术”将行之不远。  但朱永新和他的团队相信社会的力量,希望用共识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,用理想凝聚更多的同行者。这亦是他提倡阅读的原因之一。“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。”这句话,朱永新常挂在嘴边。  日报:做公益和你职务的身份如何区分?  朱永新:客观地说,完全撇开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我做新教育给自己设置了“三不原则”,第一不动用职务资源;第二不动用职务名义;第三不占用正职的时间。  否则,会有人质疑,你是在利用民进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和资源去推广新教育,尽管质疑很难完全消除,但要减小到最低。这有助于新教育发展的持续性。  如我在苏州任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时,开始推行新教育。但我明确不动用政府的行政力量推进,不强制要求所有学校都参加,也不会把意志强加给教育局长。在苏州,我与教育局长们经常讨论甚至争论问题。我的话他们完全可以不听。  日报:不管是做新教育还是其他公益项目,资金支持很重要,先生存再谈发展,你做公益的钱怎么筹集?  朱永新:最早就是我的讲课费。现在主要靠一些企业家和公益人士的捐赠。  在当下,舆论和社会风气在强调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的社会责任,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也有回报社会的愿望,而教育事业又利在千秋,我们要做的是为想做公益的人提供更好的机会和平台。  一位素不相识的上海年轻企业家王海波先生,看到媒体报道了我们的事情,就捐助了200万,帮助我们成立了新教育基金会。他说不为其他,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。北京华严集团的徐锋先生,参加了我们的完美教室展示活动以后,现场决定每年支持100万培养新教育优秀教师的“种子计划”。儿童文学作家童喜喜不仅捐赠数十万资助新教育的公益项目,而且身体力行担任新教育义工为一线教师服务。这样的人还有很多。新教育为了更好地规范管理和运作,于2010年已经申报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。所以我们一直认为,资金是重要的,但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,还是用心做事。  重启教育改革  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,而朱永新的所学专业是教育学。  日报:“从前,科研是副业;现在,教学是副业;学生的数量比学生的质量更重要,因为高校经费的划拨与招生数量有关,与毕业质量无关;最牛气的教师是拥有最多科研经费的人,而不是拥有最多学生听众的人;高校老师的主要工作是,申报课题,报账,报账,还是报账。”这是一位高校讲师发布在网上的《自白书》,引发了很多讨论,这所反映的高等教育的问题应该并非个例。  朱永新:我在苏州大学做教务处长的时候就提出了教学和科研的关系。高校教师有两类类型,以科研为主导和以教学为主导。如果只有一个重视科研的评价体系无疑是不对的。高校应该允许一些专门以教学为主导的教师。  这个问题还体现在,在我国,教科书一般不作为好的科研成果来对待,必须要写出论文,而且要到核心期刊上去发,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花大力气去编教材。但是要想一想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是什么,实际上是教材。这种评价的导向是存在问题的。  日报:所以我国教育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?  朱永新:实际上,30年前就开始教育改革了,但是,30年前提出的许多任务至今还没有完成,所以今天叫“重启教育改革”。  比如,办学自主权的问题至今没有放开。有人说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。其实,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解放。如毕业文凭完全可以交给学校,每个学校对自己的质量和品牌负责任。  当然,国家彻底放开的同时,需要加强监管。现在是放开的少、监管也少。这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。  日报:你曾经在苏州担任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十年时间,这段时间里你也开始教育改革的探索。当时作为政府官员来推动改革,是难是易?  朱永新:在政府部门推动改革空间比较大。比如最早我们在苏州推动免费义务教育、城乡教育均衡化发展,等等,那十年是苏州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,改革也得到市长、书记的认同,你可以直接把很多想法变为现实。  当然,要做事总是有难度的,要寻求各方面的支持、理解和配合。不过,应该做的事,再难也得做。教育就是这样的一件事。行动,就有收获,坚持,才有奇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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