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民主政治进程正在悄然进行

中国民主政治进程正在悄然进行

[“公民”这个提法比较敏感，但我认为，我们应该为“公民”正名，因为公民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正义等概念一样，不是西方的专利，完全没必要简单地贴标签。现在提出国家治理能力要现代化，这些都是基础性内容，是需要加强的]　　曾在地方做过副市长，也在大学当过教务处的处长，在不惑之年后当选全国政协常委和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。在知天命那一年，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，一干就是五年。这五年里，从两会手记以及年度建议、审议声音、调研随笔、议政网事等方面，他见证了中国实现依法治国立法层面的点点滴滴。

关注教育、关注法治、关注改革——现今已经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朱永新，12月27日，在北京朝阳区霄云路霄云里7号民进中央的办公室里，身着白底蓝条衬衫和深色西裤，接受了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的专访。　　从契约和法治精神，到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，再到他所从事的教育公益事业，朱永新畅谈了自己在人大参与立法的感受。　　在采访中，让记者记忆最深的一句话是，他说：“很多人对社会抱怨太多，计较太多，批评太多，但是做得太少，殊不知，当我们在抱怨的时候，已经成为恶的力量的制造者。行动，才有收获。”　　民主法治进程：改革正在发生　　“你问我如何感知中国的民主进程，应该从代表委员每次审议、每次调研中去看，改变是缓慢而无声的，我都写到了新书里。”朱永新表示。　　朱永新所称的新书，即是他刚刚出版不久的《我在人大这五年(2008~2012)一位民主党派成员见证的中国民主政治进程》一书。　　2014年12月中旬，该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，分上下两册，130万字，敦敦实实地摆在记者面前。这也是人大制度建立60周年来，第一套以个人视角系统记录履职经历和人大故事的著作。　　第一财经日报：新书的标题里提到“中国民主政治进程”，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，你如何总结所感受到中国民主政治进程？　　朱永新：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过程，不能操之过急，整个社会需要改良型的变化，这样才能做成事情，中国也经不起折腾，欲速则不达。　　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，中国民主政治进程正在悄然进行，改变正在发生。这一点我是有信心的。　　以政府预算报告为例，我一直提出很多疑问。比如专业性强，艰涩难懂，但是到了最近两年时间里，预算报告已经变得通俗易懂得多了。　　日报：在新教育实验中，你为什么强调契约和法治的精神？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也是依法治国。你认为法治和契约精神对个人和社会有什么作用？　　朱永新：人的本性应该是自由的，一个好的社会，应该把人自由的本质发挥到极致，但是所有的自由都是相对的，只有相对的自由才能让全社会每个人的自由本性得到释放。而相对的自由就是靠法律来制约，法律限制了个体的一部分自由，换来整个社会更大的自由。　　“公民”这个提法比较敏感，但我认为，我们应该为“公民”正名，因为公民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正义等概念一样，不是西方的专利，完全没必要简单地贴标签。现在提出国家治理能力要现代化，这些都是基础性内容，是需要加强的。　　这同样体现在人大的工作上，在人大五年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法律的问题，立法、执法检查等。　　日报：四中全会对于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，提出健全立法机关主导、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；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。这是立法领域的巨大变革。　　朱永新：长期以来，我国立法方式主要是部门立法，这与国际通行的惯例不一致。部门立法的弊端非常明显：其一，部门立法的积极性不高，因为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限制政府行为的重要途径；其二，即便是立了法，部门也有可能非常巧妙地把自己的利益放进去，把部门利益合法化、法治化，这也是四中全会特别强调需要纠正的问题；其三，部门立法还存在成本太高、时间太长的问题。　　过去部门立法的惯例与我国立法机关的人力不够、专业性不强也有关系，因此四中全会才强调要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。同时，立法机构的专业性也亟待加强。　　对教育立法的遗憾　　日报：全国人大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是立法，你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，新书里详尽记录了这五年的工作情况。在你的印象中，自2008到2012年间，对哪部法律的制定印象最深刻？　　朱永新：如果讲印象最深，或者说最遗憾，就是这五年内我国教育领域没有通过一部新的教育法。　　现在我国已有《义务教育法》、《教师法》、《高等教育法》等六部教育法律，但是这几部法律普遍存在问题：　　其一是法律条款过时，需要修改。伴随时间的变化，法律也要与时俱进。比如《高等教育法》规定，中外合作办学原则上是不允许的，学校法人(代表)不能由外国人做，但是这些规定在事实上已经或者变相突破了，这说明有些法律条文已经不符合国情了，如果法律不能及时修改的话，就会影响法律的权威性和适用性。　　其二，这些教育领域的法律在过去几乎没有判例。我们知道，法律的生命力和法律的活力就是看条文在多大范围被应用。在过去，违反《义务教育法》的案件很多，比如贵州5名流浪儿童冻死垃圾箱事件，但没有人用这部法律去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　　其三，我国大量的教育问题还没有法律，如《考试法》、《学校法》等，立法步伐还需加快。　　日报：为什么与教育法有关的司法审判判例少，在司法中应用不多？　　朱永新：根源在于，从宏观上说，我国有法不依、违法不究、执法不严、无法可依的情况同时存在。　　就教育法而言，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明确执法主体。比如违反《义务教育法》，谁来执法？没有明确执法主体，就没人承担这个责任。其次，监督缺位。　　前面提到的立法和修法的问题，正在逐渐改善。　　2010年7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颁布实施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0~2020)》，提出我国到2020年，要实现“六修五立”。　　当然，光有决心还不够。我也在人大讨论过，这一届人大要实现“六修五立”，量大、难度也大。　　做公益的“三不”原则　　2000年，朱永新发起的新教育实验正式启动，他一开始就把这项实验定位为民间教育实验。其最大的特征是，虽做的是教育改革，但在这场实验中没有一分钱官方拨款，完全是民间运作筹集。　　最初的费用来源是朱永新个人的稿费和讲课费。因而，从实验一开始，质疑者们就怀疑这个缺乏造血功能的“行为艺术”将行之不远。　　但朱永新和他的团队相信社会的力量，希望用共识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，用理想凝聚更多的同行者。这亦是他提倡阅读的原因之一。“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。”这句话，朱永新常挂在嘴边。　　日报：做公益和你职务的身份如何区分？　　朱永新：客观地说，完全撇开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我做新教育给自己设置了“三不原则”，第一不动用职务资源；第二不动用职务名义；第三不占用正职的时间。　　否则，会有人质疑，你是在利用民进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和资源去推广新教育，尽管质疑很难完全消除，但要减小到最低。这有助于新教育发展的持续性。　　如我在苏州任分管教育的副市长时，开始推行新教育。但我明确不动用政府的行政力量推进，不强制要求所有学校都参加，也不会把意志强加给教育局长。在苏州，我与教育局长们经常讨论甚至争论问题。我的话他们完全可以不听。　　日报：不管是做新教育还是其他公益项目，资金支持很重要，先生存再谈发展，你做公益的钱怎么筹集？　　朱永新：最早就是我的讲课费。现在主要靠一些企业家和公益人士的捐赠。　　在当下，舆论和社会风气在强调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的社会责任，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也有回报社会的愿望，而教育事业又利在千秋，我们要做的是为想做公益的人提供更好的机会和平台。　　一位素不相识的上海年轻企业家王海波先生，看到媒体报道了我们的事情，就捐助了200万，帮助我们成立了新教育基金会。他说不为其他，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。北京华严集团的徐锋先生，参加了我们的完美教室展示活动以后，现场决定每年支持100万培养新教育优秀教师的“种子计划”。儿童文学作家童喜喜不仅捐赠数十万资助新教育的公益项目，而且身体力行担任新教育义工为一线教师服务。这样的人还有很多。新教育为了更好地规范管理和运作，于2010年已经申报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。所以我们一直认为，资金是重要的，但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，还是用心做事。　　重启教育改革　　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，而朱永新的所学专业是教育学。　　日报：“从前，科研是副业；现在，教学是副业；学生的数量比学生的质量更重要，因为高校经费的划拨与招生数量有关，与毕业质量无关；最牛气的教师是拥有最多科研经费的人，而不是拥有最多学生听众的人；高校老师的主要工作是，申报课题，报账，报账，还是报账。”这是一位高校讲师发布在网上的《自白书》，引发了很多讨论，这所反映的高等教育的问题应该并非个例。　　朱永新：我在苏州大学做教务处长的时候就提出了教学和科研的关系。高校教师有两类类型，以科研为主导和以教学为主导。如果只有一个重视科研的评价体系无疑是不对的。高校应该允许一些专门以教学为主导的教师。　　这个问题还体现在，在我国，教科书一般不作为好的科研成果来对待，必须要写出论文，而且要到核心期刊上去发，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花大力气去编教材。但是要想一想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是什么，实际上是教材。这种评价的导向是存在问题的。　　日报：所以我国教育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？　　朱永新：实际上，30年前就开始教育改革了，但是，30年前提出的许多任务至今还没有完成，所以今天叫“重启教育改革”。　　比如，办学自主权的问题至今没有放开。有人说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。其实，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解放。如毕业文凭完全可以交给学校，每个学校对自己的质量和品牌负责任。　　当然，国家彻底放开的同时，需要加强监管。现在是放开的少、监管也少。这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。　　日报：你曾经在苏州担任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十年时间，这段时间里你也开始教育改革的探索。当时作为政府官员来推动改革，是难是易？　　朱永新：在政府部门推动改革空间比较大。比如最早我们在苏州推动免费义务教育、城乡教育均衡化发展，等等，那十年是苏州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，改革也得到市长、书记的认同，你可以直接把很多想法变为现实。　　当然，要做事总是有难度的，要寻求各方面的支持、理解和配合。不过，应该做的事，再难也得做。教育就是这样的一件事。行动，就有收获，坚持，才有奇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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